论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法治问题及对策(顾华详)
发布时间: 2014-12-09   浏览次数: 41

 

【摘  要】制约中国与中亚五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法治“壁垒”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规范,贸易和投资壁垒、发展环境较差、企业税负较重、外国劳动力准入受限制、中国企业与员工面临人身与财产安全风险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应重视加强中亚国家经贸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加强双边或多边国家立法机关之间的沟通,积极提升为经贸合作服务的意识与能力;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积极完善争端协调与规范机制;重视对国际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分析,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科学的方式方法,科学规范经贸合作行为,积极推进保护境外中国企业与员工人身与财产安全的工作走法治化之路,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科学发展。

【关键词】 中国;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法治对策 

中亚是中国西部的战略前沿,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能源资源富集,市场广阔且潜力巨大,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经贸发展来看,与中亚国家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对中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是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主要市场和“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合作对象及国际大通道。“走出去”战略主要是中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在方式上包括对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服务贸易、劳务合作和并购交易等,对外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长期的国际经贸合作(含“经济技术合作”、“跨境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下同)。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伤口虽取得丰硕成果,但基于中亚各国经济结构、开放程度、经贸法制建设等问题,双方在经贸合作进程中仍面临挑战。在未来的合作发展中,亟待加快法制建设,不断提高法治水平,为继续深化合作,积极拓展合作的新领域新渠道新路径,为区域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化、法治化和可持续化铺平道路。

一、制约中国与中亚五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法治“壁垒”问题

尽管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在努力完善法制、优化法治、改善发展环境,但中国企业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在一些国家仍然屡遭歧视性法律和政策障碍,特别是立法与执法中存在的“壁垒”问题仍然突出。这不仅限制了中国企业在中亚国家的正常经贸合作活动,也阻碍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水平提升都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中亚国家的法治水平在短期内得到较大提升的可能性不大,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中方企业在经贸合作的实践中谨慎操作、小心规避。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制不健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较突出

中亚国家虽然重视法制建设,但无论是司法制度还是立法水平,以及全社会对法律制度遵守的自觉性等方面,都较欧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的差距,其经贸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干预的随意性大,而且执法缺乏透明度,产品技术标准不规范,特别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经常以总统令、内阁规定等文件来调整规范外商和外国投资在其国内的活动,这有其积极有效的一面,但频繁使用总统令和内阁文件等非法治手段,往往是后面否定前面的政策,多变的政策影响了经贸和投资环境的稳定,影响了经贸和投资者的决策,特别是中亚国家容易遭受其国内政治、经济波动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经贸合作的规模往往是随市场的波动而波动,经营风险较高,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增加了外国经贸合作、投资者在中亚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风险。上述因素所致的一系列“潜规则”,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纠纷,则又常常因为当地的司法仲裁体系运行不正常、不公正,其中所滋生的腐败问题等,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而屡屡使外国企业的诉讼成功率较低,遭受重大的营销损失,使中国企业徒增了经贸合作成本。如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贸管理的法令和法规绝大部分由政府以决议或签署总统令的方式来颁布,由外经贸部负责贯彻执行,并通过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等手段对外经贸活动进行调控。一些国家受国外干扰因素的左右,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并散布一些不实言论,阻挠中国企业与其开展投资合作。特别是包括一些中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周边国家,都采取“经济发展上靠中国、维护安全上靠美国” 的策略,这不但使国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而且也给规范经贸合作行为,甚至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制建设仍处于亟待完善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执法不规范的问题,特别是国家政局不稳,西部边陲安全问题突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活动有所抬头,因此,中国企业要慎重决策,尽量回避。

()贸易壁垒的问题仍然突出

从通关环节壁垒来看。自200210月起,哈萨克斯坦授权第三方机构对进口货物进行“海关审计”。第三方机构通常以国际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口货物的海关价值,导致约20%的通关货物海关价值被高估,这与WTO《海关估价协定》第7条不符。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海关在通关过程中经常要求不属于《海关事务法》规定的三种情况的进口货物提供原产地证明,否则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定税率的两倍征收进口关税。在一般情况下,哈萨克斯坦不要求对进口产品提供原产地证明。但哈萨克斯坦《海关事务法》第41条规定,进口产品只在下列情况下才须出示原产地证书:即需要对进口货物提供关税优惠;从某些国家进口的货物适用于非关税调节措施,哈萨克斯坦海关部门有理由认为该进口货物产于上述国家;哈萨克斯坦参加的国际协议和关于保护自然环境、居民健康,保护消费者权利,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以及涉及国家利益的法律对此有规定的。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海关事务法》的规定太宽泛、不明确,给执法留出了太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海关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太大,事实上已经对中国出口产品构成了实质性的贸易壁垒。

从对进口产品实行差别税率来看。对进口货物按“车”征收统一关税,使关税成本增长30%以上;以国际价格来确定中国通关货物海关价值,使约20%的货物被高估;部分从中国新疆进口的商品以欧元缴纳消费税,使中国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国内税负。受哈萨克斯坦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中国进口到哈萨克斯坦的产品要承担更高的税赋。这在事实上对中国出口到哈萨克斯坦的产品构成了歧视,在市场需求与贸易壁垒的博弈中,已使其《税收法》的执行失去了严肃性和约束性。

从技术性贸易壁垒来看。哈萨克斯坦对部分进口商品做出了特别检测的规定,即中国企业向其出口的机电产品,如洗衣机、冰箱、照明设备、食品加工设备等,都必须通过哈萨克斯坦检测中心进行的标准化、度量衡和国家安全检测,以确认其对人体健康、财产及生态环境是否有害。中哈两国产品的技术标准不同是既定而共认的事实,双方在签订货物出口合同时,就已经对商品的技术指标作出了明确约定。但哈萨克斯坦单方面突然提出要作特别检测,即对部分自中国新疆进口的商品进行国家安全检测,这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显然加重了中方企业的负担,使中国企业既增加了检测费用,又产生了诸多不便。

从服务贸易壁垒来看。在服务贸易方面,中亚国家有许多方面都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哈萨克斯坦《通信法》规定,2008年前,外国投资者持有经营城际和国际电信干网的合资企业股份不得超过49%。外国投资者经营电视和无线广播、规划设计和建设国家及国际通信干线、通信网、通信线路和其他通信项目时,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许可。实际上,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处理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时,往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予以拒绝。哈萨克斯坦这一做法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法》的宗旨,人为设置了外资进入哈萨克斯坦通讯服务业市场的壁垒。

()投资壁垒的问题比较突出

从矿产投资壁垒来看。哈萨克斯坦2005年修订的《矿产法》规定,企业在准备转让矿产开发权或出卖股份时,哈萨克斯坦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有权拒绝发放许可证。国家还对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拥有优先购买权。该规定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的投资壁垒。哈萨克斯坦《矿产法》还规定,对采矿企业以浮动费率的方式征收采矿费,费率随年开采量的增加而提高。哈萨克斯坦《税收法》还提高了超额利润税征收办法,将其税率由原来的4%30%提高到15%60%。上述三项新规定恶化了投资开发地下矿产资源者的发展环境,加重了投资者的税费负担,降低了收益率;且股权转让、退出限制是对投资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制约,这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的投资壁垒。按照《海上石油项目产品分成协议法》规定,外国投资者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发海上石油,项目投资回收期之内哈萨克斯坦所占利润最低为10%,投资回收期过后哈萨克斯坦所占利润最低为40%。这一规定使投资回收期满后哈萨克斯坦所占利润过高,制约了投资企业的预期收益,抑制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从土地投资壁垒来看。哈萨克斯坦2003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本国公民可以拥有农业、工业、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外国自然人和企业只能租用农业用地,租期不得超过10年。外资落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使用的问题。哈萨克斯坦国土地面积不算小,但上述规定却制约了外资企业和项目的落地。关键是,过短的土地租期往往使投资者难以放心投入和进行长期合作发展,同时也使外资难以独资形式进入哈萨克斯坦工商业领域。哈萨克斯坦《土地法》的规定显然与其招商引资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不协调。中国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内外资企业使用土地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没有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使用土地作上述有碍投资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限制。另外,就农业用地的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同为用益物权,但哈萨克斯坦的规定就明显不利于投资者的长期发展。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中国经济领域的开放度要远高于哈萨克斯坦。

从外资进入银行、保险、建筑业的准入限制来看。哈萨克斯坦规定外资银行的资本份额不得超过国内所有银行总资本的25%,外资银行的监事会中至少有1名具有3年以上银行工作经验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至少70%以上的外资银行员工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所有合资非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资本份额不得超过哈萨克斯坦国内非人寿保险市场总资本的25%;所有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资本份额不得超过哈萨克斯坦国内人寿保险市场总资本的50%。哈萨克斯坦《建筑法》也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入哈萨克斯坦建筑业,但外资在建筑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重不得超过49%。如果一个l00%外资控股的哈萨克斯坦本地企业作为主体参与建筑合资企业,则外资持股比重可以超过49%。哈萨克斯坦这些不平等的规定违背了法律确定的“内外资一视同仁”的原则,限制了外国股权比例或投资总额,直接对外资企业的进入、经营和服务活动构成了壁垒。与中亚各国相比,中国在外资股权比例设置上属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投资者在决定投资份额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中亚国家的规定恰恰与中国相反。可见,中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还比较低。

从限制外国投资者对投资所产生的财产拥有所有权的情况来看。虽然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但却难以充分调动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法律就明显制约了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吉投资不受行业限制,可在吉尔吉斯斯坦任何经济领域进行投资,包括有权在吉尔吉斯斯坦购置不动产,但无权取得土地所有权,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外国自然人无权在吉尔吉斯斯坦购置住宅,但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的外国法人可以按法定程序购买住宅。目前,中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所产生的合法收益及其财产的权益保护明显优于中亚国家。

()发展环境较差与企业税负较重的问题突出

从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来看,由于受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中亚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如吉尔吉斯斯坦,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综合国力较弱、资源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差、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科技实力较弱、教育结构失衡、债务沉重等问题叠加,而政府确定的优先发展领域与国情不符,激进式改革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致使其至今尚未找到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尚未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涉及国计民生的日用必需品依然严重依赖进口,又进一步导致本国经济易受外国操纵和控制,经济安全度降低。再加之政府官员腐败严重,政府信用缺失,使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环境严重恶化。

从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来看,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吉关系的现状非常满意,认为中吉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双方长期、稳定、互利的伙伴关系。但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环境较差的问题不容忽视。现实证明,吉尔吉斯斯坦《投资法》中规定的对外国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已经无法落实。此种法治环境难以很好地保证跨国投资者的利益,投资风险属最高的。

从规定企业税负的法律来看,于200911日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税法》,设置了超额利润税,将超额利润税起征点由20%提高到了25%,实行浮动税率制,将根据企业纯利润的多少征收10%60%不等的超额利润税;税务部门确定超额利润税额时,允许企业纳税期内获取和建立固定资产发生的、为财务结算需要而增加或平衡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地质勘探、资源开采前期准备工作发生的、勘探期间发生的实际亏损等费用支出从超额利润税中扣除;矿产开采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将上述发生的费用或亏损在任何一个纳税期内扣除。用“矿产资源开采税”来取代原来的“矿产资源使用费”,“矿产资源开采税”的计算将根据国际市场价格、按资源开采量的价值进行。对收益低、品位差的矿源,将对开采企业实行优惠税率;开采税征收数额根据开采矿物总量的价值(按国际价格)计算。新《税法》才执行一年多就被政府工作会议修改了。另外,新《税法》中删除了“产品分成”和“税制稳定机制”两个以前争议最大的条款;导致此前已经签定含有上述两个条款的合同,需再次得到议会的批准后方可继续执行到合同期满,而仅签有“税制稳定”条款的合同,则一律按新税法执行,依法纳税。哈萨克斯坦关税税率的不断变化,对中国在哈承包大型工程的企业造成严重影响,直接加重了中国承担矿产资源开采项目企业的税负,加重了中国自哈进口石油天然气的成本,加重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市场风险与法治成本。

从企业承担税负的国际因素来看,自20101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缔结并实施了关税同盟[1],统一了关税税率。近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在谋求尽快加入关税同盟。三国关税同盟直接导致哈萨克斯坦关税税率发生新变化。关税同盟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哈萨克斯坦一直从中国进口中低档汽车,三国关税同盟建立后,哈萨克斯坦很可能改为进口俄罗斯汽车,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冲击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企业签订了数项大型承包建设项目(交钥匙工程),有些大型项目正在施工建设中。这些大型项目在签约时并未考虑到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关税变动产生溢价等因素。即使是中方企业希望维持原关税税率水平,但哈萨克斯坦海关部门单独受理减税申请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为,根据协议规定,关税同盟成员国收缴的关税要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关税同盟委员会是联盟唯一的常设协调机构,负责处理关税同盟运作的一切事宜,哈萨克斯坦无权单独受理和处理关税事宜。近来,独联体经济法院主席和欧亚经济共同体[2]秘书长共同签署了独联体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之间关于由独联体经济法院履行欧亚经济共同体法院职责的协议修订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今后,凡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框架下发生的争端均由独联体法院进行裁决,包括同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成员国相互之间就是否履行了同盟通过的决定所发生的争端等,独联体法院还负责解释三国已签署的作为同盟法律基础的国际条约,以及同盟各机构通过的各项法规。这些措施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最新的,都已经从法律制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申请减税的途径,导致承建大型项目的中国企业利益受损,且投诉无门,应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

()严格限制外国劳动力准入的制度构成了人力资源壁垒

中亚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外国劳动力准入名额,并且进行严格的有偿分配管理。根据《塔吉克斯坦劳动法》、《移民法》、《外国公民权利法》和《外国劳动移民实施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塔吉克斯坦对外国劳工的雇用和管理等方面有比较明确、细致的规定,也使得对外国劳工的管理更为细化和有法可依。据《外国劳动移民实施办法》规定:外国人(包括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法人代表以及无国籍人士) 可以依据同雇主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从事劳务活动,但法律规定的某些只能由塔吉克公民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特殊工种除外。外国劳工拥有并承担《外国公民权利法》中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外国劳工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须持经授权的主管部门所出具的书面文件到居住地内务部门进行临时居住登记。塔吉克斯坦对许可证管理、申领等有具体规定。雇主要雇用外国劳动力须事先从塔吉克斯坦国家劳动部获取配额及许可证;劳动部在核发外国劳动力就业许可证时,应遵循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申领许可证,雇主要先向所在地有授权的地方主管部门递交申请,对有关材料经过核查后再向塔吉克斯坦国家劳动部转报。上报材料内容主要包括外国劳动力基本身份信息及教育和技术等级情况,并附所签劳动合同及雇工健康证明等详细资料。地方主管部门在两周内答复后,将全部资料转交塔吉克斯坦国家劳动部。塔吉克斯坦国家劳动部在两周内对雇主提出的申请进行研究(小企业的申请在10天之内),并决定是否发放外国劳动力就业许可证,同时向塔吉克斯坦内务部、外交部、国家边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通报许可证发放情况。雇主在缴纳担保押金后,持银行出具的相关证明到劳动部领取外国劳动力就业许可证。塔吉克斯坦对担保押金有具体规定。雇用外国劳动力的雇主应保证合同期满后负责将所雇外国劳动力送回其常住国;为此,雇主须缴纳一定数额的担保押金;担保押金的数额由拥有授权的地方主管部门负责核准,包括外国劳动力返回原籍所需的交通费及路途中转费等;收到塔吉克斯坦国家劳动部发出的准许雇用外国劳动力的通知后,雇主须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任何一家银行开设专用储蓄账户并及时全额存入担保押金;银行据此出具相关证明。一个企业单在用工上就要走上述的复杂的法定程序,办完这些繁琐的审批手续,可见,便捷、高效的问题早已无从谈起。

哈萨克斯坦也对使用外国劳动力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定,并以配额形式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哈萨克斯坦不仅申办获取引入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且许可证数量也有具体限制。目前,哈萨克斯坦对外国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壁垒之一,这也使得外资在中亚国家选择劳动力面临着很大的制度风险。

()在中亚国家的中国企业与员工往往面临着人身与财产安全风险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大批中国企业到中亚国家发展业务,而中亚国家不断发生的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也对中国企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虽然中亚各国一再表示愿就深入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加强对华合作,并确保在其本国的中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双方都签署过有关的《合作议定书》等文件,但由于经济矛盾产生的伤害案件,包括当地不法分子对华企华商实际暴力袭击的案件;当地执法当局恶意伤害中方企业利益;因政治原因导致中国企业利益受损害的事件;带有种族歧视与排华性质的民事伤害案件;受“中国威胁论”抬头的影响,针对中方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仇恨情结有所上升,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或者出现了,给中国企业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企业合法利益造成了一定威胁和损害。

二、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法治对策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谋和平、谋发展、谋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以和平、发展与合作为宗旨的国际法治建设重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和平发展得益于国际法治提供的坚实基础和有效保障,中国和平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法治的健康发展。面对各方面的机遇,中国继续与中亚各国共同推动经贸合作,推动国际法治发展,必将为国际法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这也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不变的发展方向。

()重视加强中亚国家经贸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是密切联系、相得益彰的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新疆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开展双边之间的经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健全法律制度,改善经贸合作与发展环境,为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项目的实施提供更加优惠政策和更多便利条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会不断凸显。必须高度重视对中亚国家经贸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这是保障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对外经贸法律制度的范围涉及关税、许可证、投资保护、资源利用、配额、外汇管理、劳动力使用、保险、商检以及有关保护竞争、反垄断及不公平贸易等一系列制度。当前,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研究中亚国家政府管理及服务对外经贸的法律制度,关键是要重点掌握其对进出口贸易、投资保护、外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法律、法令,这些都属强制性法律规范,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原有的苏联模式被打破,新的体制虽然一直都在探索和完善之中,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外交往活跃而且务实。周边国家是中亚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点,积极发展全方位对外关系,强调多元外交成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的外贸事业发展正处于历史上快速发展的时期。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为中亚地区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整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在合作中的竞争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为此,党中央提出“要加大支持新疆发展力度,推动新疆为加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联系,为新疆和国内其他地区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提供重要基地,推动我国同新疆接壤的周边国家乃至欧洲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提升我国沿边开放质量,推动我国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实现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战略目标,大力开拓中亚市场是关键。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对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

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应当注重对实践工作的引导与指导,使理论研究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针对前述的“关税同盟”的问题,可以积极引导中国企业抓住俄白哈三国推行“关税同盟”的机遇,稳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法治化,坚持依法治关,不断提高双边通关的法治化水平,不断规范双边对外贸易行为。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外贸企业的对外贸易行为正规化,尽量避免“被灰色清关”。重视研究对方外贸政策,积极破解对外经贸合作发展面临的难题,帮助企业转“危”为“机”。俄白哈三国统一市场后,外贸商品进入哈萨克斯坦后,在同盟国内享受零关税的条件下,就等同于进入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家的市场。因此,可以引导中国外贸企业抓住俄白哈三国实行“关税同盟”,统一关境的机遇,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实现由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贸易辐射,利用统一关税的优惠条件,将商品从目前的单一国家市场扩大到整个成员国市场,直至推进到欧洲市场。重视引导外贸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关税同盟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了,从长远看,应当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思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外投资,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

() 加强双边或多边国家立法机关之间的沟通,积极提升为经贸合作服务的意识与能力

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但实现这个目标,其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对外经贸合作虽然是利益驱动,但其前提与基础仍然是沟通与交流,其中,双边立法领域的交流与沟通至关重要。为此,应积极推动中亚各国、乃至西亚、南亚及亚欧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大力推进合作各方主动顺应经贸合作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不断将经济互补优势和强烈的合作愿望转化为现实合作成果,共同建设紧密、长期、可持续的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各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丰富交流形式,充实合作内容,特别是要坚持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定期交流机制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并且努力把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机制完善、协调顺畅、合作全面、开放和谐的区域合作组织,为进一步密切各方的合作关系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立法、执法机关要加大与中亚各国的对口交流与沟通力度,重视促进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功能,积极发挥中亚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快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政府间经贸混委会机制等区域或双边合作机制,加快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推动双边或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重视积极健全经贸合作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以有效处理双边或多边经贸摩擦与纠纷,维护和保障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秩序,减少或避免在合作发展中出现对立或冲突的风险,促进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实现和平、稳定与科学发展。健全经贸合作机制、健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及投资保障机制、健全金融合作机制、健全产业合作机制,乃至更加广泛领域的合作发展机制,以及积极推进政府间签订避免双边或多边征税的协议等等,为推动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发展铺平道路。

()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科学规范国际经贸合作行为

推动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国际经贸合作又好又快发展,不仅要用足用活国家的各项优惠和特殊政策,还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符合国情、适应中亚国家市场和国际经贸合作的法律保障措施。要特别重视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继续完善经贸合作领域法律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继续强化、规范并扩大各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积极与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建立有效协作的制度体制与机制,共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大型国际经贸合作项目,努力使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务实、规范和卓有成效。强化法律措施的保障能力,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企业在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活动,最为关注的是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从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的实务来看,相关法律可以明确规定所在国的中国商会依法有权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实行法律托管和财管托管。所在国的法律或政府法令应当规定,中国企业注册地可以组建专门为国际经贸合作企业服务的律师团队,专门为当地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提供周到公平的法律服务。中国海关应当与中亚各国海关协商,建立快捷通关服务体制,为中国企业走正规、快捷的“白色清关”之路提供法律保障。尽快启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签订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投资与服务协定,构建规范有序的经贸合作发展环境,防控应对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调整给中国的经贸发展带来风险。重视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打通向西开放的通道,确保中国西部地区经贸发展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有效拓展国内发展的纵深空间。

()积极完善争端协调与规范机制,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科学发展

实现国际经贸合作的科学发展,离不开争端协调与规范机制的完善。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经贸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应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完善,为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科学发展奠定基础。新形势下,国际形势正在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却更加强劲。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孕育出新突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贸以及更广泛领域的合作正在蓬勃发展,世界各国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也在不断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更是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此,许多国家都积极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进一步推进国际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应对国际合作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富裕和谐的中亚与中国更加广泛的区域合作关系,需要中亚国家与中国更加自觉地和衷共济、携手合作、推进法治,谋求共同发展。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国际合作正是谋求合作、共同发展和应对危机及抵御外部风险的有效途径。国际经贸合作中难以避免的争端与失衡问题的解决,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建立健全争端协调与规范机制。而坚持依法规范国际经贸合作行为,既能有效地促进共同发展,解决冲突问题,推进合作的开展和争端的解决,保障双方或多方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也是构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重要途径,并且能在经贸合作的法律协调机制建设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重视对国际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分析

总体来看,进入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虽然表现出强烈反弹的欲望和需求,但在复苏的进程中,仍然面临着重重矛盾,这也直接导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为复杂。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整个亚洲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和谐的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有关国际经贸合作的法制建设,应当以上海合作组织现有的法制框架和合作双方签署的法律文件为指导,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以地区经贸合作为突破、以健全合作机制为保障,不断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容、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应当高度重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充分关注到发展机会的均等与公平,重视缩小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等各个层面不断扩大的发展差距;应当重视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国际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协调机制进行效果分析;应当重视建立健全相关的预警与危机应对机制,提高事前的防范力与事中的应对力。

中国与中亚国家双方都应坚持将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分析作为政府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借鉴经合组织和其他自贸区的成功经验与做法,确保法律协调机制的分析做到系统性、实证回应性和实践性相结合。重视将法律协调机制影响分析的结果应用于现行法律措施和新的法律措施的制订之中,确保争端协调机制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不断取得最大效益,不断增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抗风险、抗危机和抗干扰能力,确保国际经贸合作的科学发展。

() 重视端正相关法治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科学的方式方法

国际经贸合作法治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对外经贸合作战略中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中国与相关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凸显,国际经贸合作的前景进一步开阔。中国稳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丰富优秀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力巨大的市场,也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国际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为改善中亚国家的投资经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切科学方式方法的选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中的法治问题,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研究中亚国家的法治问题,要克服“法律虚无”和“法律万能”两种倾向,要把握住一个关键,即研究要为推动双边或多边国际经贸合作服务,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互惠互利”的目标服务,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服务,而不是指责和纠正中亚国家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就要解决好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研究中亚国家的法制建设及经贸合作中具体规范问题,要坚持从中亚国家的实际出发,从中亚国家的现有经济基础出发,从其民族的历史文化出发。市场需求是包括经贸法治研究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推动力,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法律规范问题,要更多地关注到市场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民族宗教的问题和民族习俗的问题,坚决克服照搬、照套欧美法律的规范模式。实践证明,法律制度的研究、法律规范的建设,从来就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模式与样本。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国际经贸合作实现科学发展,法律制度的研究、法律规范的制订,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民族、立足和谐、立足合作、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坚持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实施服务,坚持为又好又快地实现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合作发展目标服务,坚持为增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服务。

()积极推进保护境外中国企业与员工及机构的工作走法治化之路

走法治化之路是解决保护海外华企华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措施薄弱问题的根本出路。依据《国际法》上保护、援助在海外国民的相关制度规定,一是外交保护制度,即国民在国外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情况下,其国籍国可以行使保护权;二是领事援助制度,即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提供帮助和援助,如中国国民在国外犯罪被捕,审判的过程中需要同声翻译、探监等情况,中国使领馆可以提供帮助,以确保中国国民不受非法对待等。这两项制度在具体实施中,都涉及不同国家的国内法的具体规定及其保护国民的问题。当前,中国现有领事保护的相关法律依据主要两方面:一是与相关国家签订的领事条约和参加的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和《海商法》等。因此,中国亟须制订专门法律来规范和管理涉外安全事务,尽快启动保护境外中资企业和员工及其相关机构的安全保护的立法程序。通过相关立法明确政府、机构、企业与个人在涉外安全方面的地位与权利义务。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在中国境外中资企业与员工及其机构在安保工作中的具体职责与权利义务,构建统一协调领导、分工明确、重点不同的完善的涉外安全工作机制。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政府利用国家资源来重点解决机构(如企业公司等)力所不能及的涉外安保问题。应依法强制规范“走出去”中资企业的安全防范资质认证,要求其增加相应的安全成本投入。应针对中资企业的资质论证,确定诸如投竞标的安全成本比例(可根据不同地区与国家的安全风险情况确定)、内部安全防范措施(如安全人员比例、员工安全培训等)与应急处置预案等相应的硬指标,为境外中资企业与员工及其机构投安全保险等,推进中国涉外安全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应依法强化中国企业与员工的守法意识。自觉按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做到法律行为的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在境外,应当既受中国法律约束,也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政策规定,自觉接受“双重”的“硬约束”,尤其要尊重和依法保障当地雇工的合法权益。因此,中国企业要真正在中亚国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树立法治意识,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中国企业在与所在国当地工会就薪酬和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时,应聘请通晓所在国劳动法的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应依法保障雇工应有的待遇,既维护所在国当地雇工的合法权益,也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和员工的权益,更要重视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还应重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等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的“软约束”。应从实现中国长远利益的国际战略高度出发,在完善中国境外企业与员工及其机构安保立法的基础上,切实健全涉外安全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中国与对方国家层面的,国内政府、企业与个人层面的,相互结合的多层次的涉外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661706670690.

[2]张宁“. 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综述[J].学术动态,2006,(15).

[3] 陈志新.吉尔吉斯斯坦:涉俄问题小心谨慎[N].人民日报,2011- 02- 17(21).

[4] 许云霞.新疆企业开拓中亚市场的宏观营销环境风险管理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6).

[5]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综合处.哈萨克斯坦主要经贸法律法规[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8).

[6]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综合处.哈萨克斯坦新税法浅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9).

[7]苏玲.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及白俄罗斯运行关税同盟[N].北京商报,2010- 07- 28 (2).

[8] 李劲松.霍尔果斯口岸去年出入境车辆减两成[N].新疆日报,2011- 02- 14(2).

[9] 驻哈萨克使馆经商参处.关税同盟框架内争端将提交独联体经济法院解决[EB/OL.http:/ / kz.mofcom.gov.cn/ aarticle/ ddgk/ h/ 201101/ 20110107369484.html.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 10- 25(1).

[11]裴智勇,田帆,李忠发.弘扬睦邻友好促进共同发展———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欧亚四国综述[N].人民日报,2011- 09- 28(2).

[12] 杨希雨.包容发展,共同繁荣[N].人民日报,2011- 04- 11(3).

[13] Rex Deighton- Smith.规制影响分析:经合组织各国最佳方案[Z]OECD,1997.

[14] 杜晓.我在外人员机构面临七类风险需立法保护[N].法制日报,2011- 03- 01(4).

[15] 李建军,韩明杰.汉语国际传播的核心概念及问题辨析[J].当代传播,2010,(5.

 

注释: 


[1] 哈萨克斯坦反对派和部分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将利用关税同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借此抵制欧美及伊朗等亚洲国家资金的进入,关税同盟将成为俄罗斯加强其在中亚地区地位的最好平台,并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左右中亚诸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有分析称,关税同盟运行后,三国的进口关税将增加,这将对中国商品的出口产生冲击。王德禄.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三国关税同盟正式启动[EB/OL].http:/ / gb.cri.cn/ 27824/ 2010/ 07/ 06/ 3245s2909979.htm。俄罗斯海关总署驻华代表托普尔科夫昨日表示,关税同盟的建立,将极大地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相关专家指出,这一关税同盟使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大宗商品税率上调,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但消费电子类产品税率下调,相关企业迎来扩大出口机遇。苏玲.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及白俄罗斯运行关税同盟[N].北京商报,2010- 07- 28 (2)

[2] 欧亚经济共同体于20015月正式成立,目前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魏大方.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明年将建关税同盟[EB/OL].http:/ /www.chinanews.com/ gj/ gj- gjzj/news/ 2009/ 11- 28/ 1989071.shtml

 

【作者简介】

顾华详,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

 


本站由新疆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Copyright ©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新ICP备10003677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医路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 | 邮编:830054 | 网站访问量: